回顾九十年前：北平中年的疾病挑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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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年前的北平，正值国家动荡时期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在疾病肆虐下，普通人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然而，在这个时代中，北平中年群体仍然坚韧地面对着生活的种种挑战。他们可能是家庭的顶梁柱，负责照顾子女和年迈的父母；他们可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，忙碌于工作和社交之间。在疾病的阴霾中，北平中年群体面临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考验，但他们依然展现出了顽强的生活力和乐观的面貌。这段历史时期的故事，见证了北平中年群体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也让人们反思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

老北京都知道，东单牌楼三条胡同，是豫亲王府。

民国五年，美国石油大王洛氏家族购下此府，而后费银千万，捐建起碧瓦朱扉的协和医院。

石佛

1928年12月10日。

这天晚上，老孟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招待所里摔了一跤。这一跤摔得很重，左膝截肢处的伤口又开始剧痛。老孟坐在地上，半天缓不过劲来。

这一跤本可以避免。协和招待所里，有老妈子专门照顾行动不便的病人如厕的。

41岁的老孟觉得，被个老妈子扶着尿尿，有点丢人。他固执地自己拄着拐去厕所，结果摔了一身屎尿，狼狈不堪。

其实，他的腿伤原本也可以避免。

老孟是河北曲阳人，34岁之前，他都在务农。家里有六亩地，有老婆和十多岁的儿子。但是他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，总想着到大城市里混出个人模狗样儿。参军是条捷径。他投了张大帅的部队。靠着某老乡的关系，当了个小排长。而传回老家的消息，却是他在北京当了大军官。

1928年夏天，北伐军攻到北京，张大帅跑了，北京变北平。老孟的部队乘火车北逃时，被北伐军截住了。好面子的老孟，在部下的面前被北伐军缴械时，故意表现得不怎么配合。北伐军的小兵二话不说，朝老孟小腿上就是一枪。

被送到北平协和医院的时候，老孟的小腿伤口已是一塌糊涂：左小腿子弹残留、小腿蜂窝织炎，后来又继发膝关节的急性化脓性感染。协和外科的医师们在老孟的腿上做了多次引流处理，也控制不住感染。医生告诉老孟，只能截肢了，不截肢连命都保不住。

截了肢的老孟，伤口恢复并不顺利，又多次住院做清创和植皮手术。每次等床位的时候，他就住在协和招待所。几次折腾下来，当大兵赚的军饷，一个子儿都不剩。

老孟回到农村老家。很快他就发现，一个瘸了腿的退役小军官在农村里一文不值。而最让他受不了的，还是肢体残疾带来的尊严丧失。总有些顽童，跟着他屁股后面喊“孟瘸子”。当年老孟在北京服役的时候，见过瘸了腿的大军官戴着假肢、可以自如行走，依然威风凛凛。老孟想要一条假腿。

老孟首先就想到了向北平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求助。几次住院的时候，协和的社会服务部，就帮过老孟不少忙。他们主动到病房里探望老孟，了解他的生活情况。出院后，社会服务部还和他写信，给他发社会服务随访表。最后一次住院时，社会服务部还送给他一副新拐杖。尽管老孟搞不太清楚，为啥社会服务部平白无故对他这么关心。但他越来越信任他们。

1931年5月23日，老孟来到协和社会服务部时，路费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钱。社工认出了这个好面子的小军官。他们给了两毛钱，让他去买点东西充饥。老孟说，他不是想来填饱肚子的。他想要一条假肢。

社工带老孟去见了骨科的王医生。王医生说，可以装假肢。假肢由专人制作，要耗时两个月，花费是50元。老孟说，他可以回老家做石像赚钱，但也只出得起25块钱。在社工的努力下，王医生同意了。社会服务部拿了四块钱，给老孟买了回家的火车票。

一个月之后，老孟和侄子带着几尊石佛，又出现在北平。

这是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社工们第一次、大概也是唯一一次推销石刻雕像。为了卖个好价钱，社工们还为这些石像制作了英文介绍说明。但是接下来，他们发现，这些石像卖不掉。他们带着石像，去了北园、去了灯市口、去了东四牌楼的古董店、去了北平旅馆。根本没人要。

这次老孟彻底心灰意冷，他带着侄子回老家，把他关于尊严的梦想和石佛一起扔在了北平。

社会服务部又出了钱，给老孟买回家的火车票。这次是两个人，八块钱。

棉袄

1929年9月13日。

那天，老孟在协和医院复查完截肢伤口，拄着拐刚走到医院门口，就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扶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走过来，两个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。老头晃晃悠悠步态不稳，进医院门口时一个趔趄，多亏撑着拐的老孟及时搀了一把，老头才没倒地。

老头姓靳，61岁。那中年妇女是他老婆，靳王氏，55岁。

别看这夫妻俩现在衣衫褴褛，当年靳先生可是个差官，在京城陆军部事务科里供职，月薪20元。那时候，他们家境还不错，有房。朋友眼里，这对夫妻大手大脚，钱都花在衣服和请客吃饭上。他们也曾有几个孩子，但是很不幸，孩子们都夭折了。不过，夫妻感情一直都是很好的。

几年前，靳王氏发现，老公的记性越来越差，脾气也越来越差。北伐军进北京后，靳先生就失业了。两人实在支撑不下去，先是把房子卖了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竟然还租了两间房子，后来发现完全负担不起，就又改租一间。靳先生的病越来越重，靳王氏道听途说地去求医问药，病没起色，钱却花光了，连衣服都当光了。在被房东赶出之后，穷亲戚们也无法接济他们。靳王氏带着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老公流落街头。

经人指点，靳王氏拖着老公来到协和医院。

协和神经内科免费收治了靳先生，那里的陈医生给出了明确的诊断：老年痴呆。陈医生还很明确地告诉靳王氏，这病治不好。靳王氏马上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老伴死了咋办，没钱下葬啊。陈医生提供了一条选择：如果同意做尸体医学解剖的话，协和医院可以帮忙安排下葬。靳王氏同意了，她不识字，在协议书上按了手印。

病家惨到这个地步，协和社会服务部就一定会出面了。

在这个案例上，社工们算是尽心竭力了。他们跑遍了京城，拜访了靳王氏的所有亲戚。但那些亲戚们确实也都境遇不佳，没人能提供太多帮助。只是找了几个可以让靳王氏轮流借宿的地方。

老公免费住在协和，靳王氏暂时松了一口气。她在一个被服厂打短工，缝袜子，缝一双15个铜板。但是，她缝得实在太慢了，每天顶多缝两双。一天30个铜板，在北平城里根本无法生存。这成了协和社会服务部的头痛事儿。他们费尽周折地找到北平育婴堂（弃儿养育院）的一份长期工作。就是照顾婴儿，每月3元，包食宿。

后来，靳王氏就一直懊悔没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她只在育婴堂干了两天，就主动离职了。她离职的理由太随性了：想念老公；育婴堂里的其他保姆家庭条件比她好很多，她觉得自卑，等等。之后，尽管协和社会服务部全力帮助，靳王氏也没能没找到长期的工作。

还有一件事，让社工们操碎了心。在9月中旬，靳王氏陪老公入院时，细心的社工就发现，他们的衣物全部当掉了，没有棉衣过冬！

社工们曾联系了老君堂五台山佛教会，希望能赠送靳王氏一件棉衣。但是，没能成功。最后，11月上旬，到了实在是冷得挺不住的时候，社会服务部干脆赠送了靳王氏一件棉衣。进入深秋后被冻了半个多月的靳王氏，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：到底是咋折腾的？连件棉衣也不剩？

救助不是无底的。

1930年年初，在靳先生免费住院4月后，协和神经内科实在承受不了了，把他转入城北高公庵胡同的精神病院继续免费治疗。那所精神病院，建在庙里的，其实就像个监狱，每个房间住10个人，很脏很乱，没有阳光没有药物。病人被铁链拴着，不听话就挨打。

穿着协和棉袄的靳王氏没说什么。她很清楚，即便是这样，也已经是大家尽力帮忙的结果了，原本随性的自己，应该学会珍惜和感恩了。如今的这副田地，怕是怪不得别人。

劫匪

1929年10月29日。

那天，靳王氏正在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，向社工们唠叨她从北平育婴堂离职的种种理由。这时一位中年贵妇走了进来。社工起身招呼道：“李太太…”

45岁李孙氏当时还不缺钱，她是为了二女儿的病操心。

李孙氏的丈夫李先生，是留过洋的医生。二十多年前，李孙氏之所以愿意以续弦身份嫁给李先生，主要一个原因便是行医多年的李先生已有雄厚家产。虽说现在李先生已经年过70，但家里200多亩地和北平的房产，让李孙氏觉得踏实。她唯一的心愿是把几个儿女抚养好。

但是，二女儿出了状况。这个15岁的小女孩，在1928年4月被收入协和医院内科病房时，已经确诊为肺结核中晚期，伴胸膜炎。在她的病床前，内科教授带着一大帮医学生查房示教，因为她病得太经典了：“咳嗽、胸痛、气喘、咳血，检查显示肺结核空洞破裂穿入胸腔形成结核性血胸…”

或许处于因为叛逆期，女孩并不太配合治疗，她坚持出院了。协和社会服务部关注了这个病例，请家长协助配合治疗，同时提醒家长尽可能让病人与家中其他孩子隔离开。李孙氏告诉社工：“我先生就是医生，我们家肯定会全力照护。”

社工确实也很相信这个家庭能尽力照护，所以在1930年就把这个案例做结案处理。

三年后的1933年10月13日，社工们再次见到李孙氏和她二女儿的时候，就有些不敢认了。二女儿已经不太能够走动，坐在轮椅上。李孙氏苍老了很多，衣着简朴，完全看不出昔日风采。

李孙氏对社工说，她想给二女儿拍张X光片复查，但是，她现在能掏出的只有四块钱。说到这里，李孙氏眼泪就止不住了。

1932年，她那70多岁的丈夫和她的大女儿，在武清县被土匪劫走。土匪开价22000块大洋。作为家中主心骨的李孙氏没有犹豫，她卖了所有的地，又借了不少高利贷，算是把人平安赎回来了。但是，这一击就可谓家道中落了。

李孙氏的家庭里，有十九口的人要吃饭。她整日算计开销：每个月的粮食要19.5元，蔬菜、油盐要50元，煤8元，水1元，照明费3元，孩子的学费30元…

李孙氏经常盘算到要发狂，发脾气是少不了的。家里那个75岁的老医生，自然也是面露愧色。一把年纪，继续出诊赚钱。李孙氏看着心疼，但嘴上还是唠叨不断：“都说医生越老越吃香，但是，医生太老了呢？”

其实，最让李孙氏烦心的并不是钱，而是儿孙们的身体。二女儿的病是到晚期了，二儿子也患上了肺结核；而大儿子的

6个孩子，竟也无一例外地的全部肺结核。一家子肺结核！一想到这些，李孙氏就胸口闷痛，有时候想得多了，甚至会难过到神情恍惚。

社会服务部帮二女儿约了免费X光检查，并计划给没有生肺结核的三儿子找份打字员的工作。

李孙氏拉着社工的手道谢。她还说：“我真真觉得，这痨病，比劫匪还厉害！”

牙刷

1928年4月27日。

李孙氏带着生了肺结核的二女儿来协和办住院时，在医院门口遇上了正在兜售牙刷的老魏。老魏嘴甜，迎着李孙氏母女俩就展开营销：“这位太太好，您家千金真是标致啊。来一把美人牌牙刷，口气清新身体健康啊…”李孙氏想起从家里出来时走得急，确实没带牙刷，又不知女儿这次住院要多久，就一下买了三把。老魏很开心。

46岁的老魏也是协和医院的病人，一个月前刚出院。

老魏有20亩薄田，由老婆在家照看。家中有一男三女四个孩子，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。老魏想着在北京打拼一下。十多年前，听人宣传，说是大清朝亡了之后国民都要讲卫生。他琢磨着商机来了，就在前门外开始卖牙刷。忙活了十几年，现在还是在前门外买牙刷。竞争越来越激烈，生意越做越惨。

身体也越来越差。

老魏的毛病不少，小腿胫前有个溃疡，越烂越大，到后来骨头都要露出来，前些年又生了牛皮癣。至于蛔虫病，老魏认为那不值一提，那年头谁身上还没几条蛔虫呢？

上个月在协和住院，老魏想把老烂脚彻底治一下，不然天天这么渗水渗液的，实在太痛苦。可是住了一个月，医生天天换药，也仅是略微好转。医生告诉老魏，这个病很棘手，不太好治。医生让他避免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。但是，作为一个销售员，这怎么可能做得到？老魏不怪医生，他们确实尽力了。老魏觉得是医学还没发展到能治疗老烂脚的水平。

于是，嘴甜的老魏说了句让医生很欣赏的话：我相信，等过两年科学发展了，我的病一定能治好。

老魏确实是这么想的。这是他卖牙刷的心得感悟。

十几年前，老魏卖的牙刷，都是家庭手工作坊生产的。刷子是猪毛，牙刷柄则是牛骨做的；牙刷掉毛就算了，关键是牙刷柄有事会有恶臭，顾客实在接受不了。后来，牙刷产业化了，有了牙刷生产机器，生产出的牙刷比以前好很多；东洋人还造出了人造骨牙刷，说是更便宜。几年前，老魏遇到几个燕京大学的学生。闲谈之中，大学生告诉他，德国人已经造出了电气牙刷，牙刷自己动。所以，老魏相信科技的力量。

老魏也没放弃社会服务部的力量。

1928年7月老魏第二次住院时，主动去找了社会服务部。和医生们一样，社工们也对老魏印象不错。不只是因为他嘴甜。虽说贫困，但老魏衣着简朴整洁，尤其是牙齿洁白、没有口臭。老魏的职业素养，给他加分不少。协和免了他的住院费。

1932年1月，老魏第三次住院了。他多了一种毛病：重度胃溃疡。这时，他家里的地也已卖了5亩。

这次住院，老魏不谈科学了。他已经觉得科技发展没以前预想的那么快，即便是科技发展很快，他也付不起。他跟社工聊起了儿子。

19岁的儿子，在东四礼士胡同的染坊当学徒。再过俩月，儿子就能赚钱了养家了。

老魏说，有儿子，我怕啥？

后记

前些时候，《流感下的北京中年》一文在微信圈刷屏。这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，以白描的手法，记录了这个时代的人与疾病。很可能，在很多很多年之后，《流感下的北京中年》会成为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参考史料。

我就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北京中年是如何面对疾病的呢？

感谢张岭泉、陈俊彦、林顺利三位学者编译整理的《北平协和医院社会工作档案选编》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过去的窗户。

浦爱德（Ida Pruitt）女士，于19在协和医院建立起中国最早的医院社会服务部。从

19创建到1952年被关闭，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在促进医患沟通、救济贫病、扶助患者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这是中国医疗社会服务的一个巅峰和典范。

我从北平协和医院社会工作档案记录中出现的中年人物里，选取了四位。这四位当年的北平中年，有男有女，职业经历各有不同。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，我对他们的故事略作加工，用如今的语言，把过去的历史截面展示给大家。

最后，向浦爱德女士及其领导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团队致敬。

（浦爱德女士，是我最景仰的协和女性，没有之一。她创立了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。）

（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团队成员的合影）

（这是我珍藏的浦爱德女士的手迹，写于1937年。这是她的专用信纸。浦爱德出生于山东，这个“老外”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她还是一位“文艺女青年”，老舍《四世同堂》的英译本，就是她翻译的。）

（民国时期出版的学术专著《医院社会工作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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